书法,是世界艺术之林中,最为独特的一门艺术。它是文字符号、形象艺术、意象艺术多重结合的典范代表,也是最能体现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的艺术载体。中国的传统书画艺术强调的是抒发胸中逸气,而书法更是艺术家精神的心灵印迹,它是艺术家精气神最为直观的体现。
在历代书法中,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是书体的差异,但也是发展脉络的变化。书法除了是体现书家精神的心印,它更是儒家仪轨、社会行为、做人规矩的综合体现,其中,楷书的最终成型,更是最佳代表,尤其到了唐代颜真卿的“颜体”之后,浑厚圆润,刚正道大的气息对后世书法探索以及“成教化,助人伦”方面影响深远。
宋·赵佶《宣和画谱·颜真卿》,“惟其忠贯白日,识高天下,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,特立而兼括。……后之俗学,乃求其形似之末,以谓蚕头燕尾,仅乃得之。”由此,“蚕头燕尾”成为了形容楷书厚重、笔法灵动的最好用词,而元代高僧书法家李溥光曾认为,“学颜柳之帖为最,欧帖次之。”
由于颜体笔道雄厚、茂密丰满,给人以庄严正大,肃穆浑厚的美感,明人丰坊认为“擘窠创于鲁公”“题署亦颜公为优” 。因此,唐代之后,颜体成为榜书的最佳书体。
有关对榜书的定义,各有说辞,较早的具体描述则来自康有为的《广艺舟双楫》,“榜书,古曰署书,萧何用以题苍龙、白虎二阙者也,今又称为擘窠大字。 ”而在香港书谱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书法大辞典》中则直接表明:“凡数寸至迳丈之字皆可为榜书。”
榜书的代表《白驹谷题名》,盈尺大字,乃擘窠大字之奇迹也!它与泰山脚下的《泰山经石峪金刚经》共称为榜书的绝佳妙品。郑道昭曾云:“云峰石刻,体高而气逸,密致而通理,如仙人啸树,海客泛槎,令人想象无尽。”
由唐及清,榜书从兴起发展至高峰,这种在书法中传递出的庙堂之气,一直影响着无数的书家。然而,让人惋惜的是,随着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,尤其近些年只求创新,标新立异之风尤盛,书法正体几受冲击,“流行书风”一度占据书坛,更有甚者以丑为美,唯变是图。坚守本源,师法正统的人越发鲜见。所幸仍有著名榜书艺术家孔达达初心不改,一如既往地知本法正,始终坚持以“气正道大”作为艺术创作的行为宗旨,创作一系列气韵穆穆的榜书作品。
在孔达达的榜书作品《冠池》《达观》《中庸》中,可以看出他以圆笔为主,方笔为辅,方圆兼备,而通篇用笔圆润饱满,中锋用笔大方简洁、线条婉转自如、结体开张、字势舒展。孔达达也坦言,自小喜写大字,米字格也常常“顶天立地”。如此生发于天性的大气,或许跟他出生于宁波这片土地有关,毕竟以大气著称的著名艺术家潘天寿、柔石等也来自这里。
然而,除了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之外,孔达达沉着冷静,心胸宽博的个性更融入到了书法创作中,相比线条柔美的侧锋,他尤为喜欢中锋用笔,“中锋的线条看起来更饱满,有弹性。”正由于他钟情的这种“中正”,使得现在的书法得劲挺的笔力,书体骨力劲健而字势端庄。
康有为曾言:“榜书至难,故能书者,致为世重”,并进一步指出“作之与小字不同,自古为难。其难有五:一曰执笔不同,二曰运管不习,三曰立身骤变,四曰临仿难周,五曰笔毫难精。” 深研书法多年的孔达达,深谙此理,“我写的这种榜书,对结构、线条、气韵的要求都很高,不能出现一点败笔。写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提着一口气,这口气只有写完了才吐得出来,非常耗费气力,有的时候一下午写几个字就已经筋疲力尽了。”
运笔即运气,气惯而势立。对于堪比丈高的大字,气势如虹尤为重要。李溥光在《八法解》中说:“一字之法,贵在结构,一笔之法,妙在起止,起止得宜,则画无不美,结构有道,则字无不佳。” 如果说小楷是案头小品,那么榜书则犹如高塔大楼。从起笔、运笔、转笔、掠笔、收笔均离不开结构的紧密,如何搭建艺术中的“高塔”让其屹立于世人的视野中,对笔力与笔气要求尤为严格。“在写字的时候必须聚精会神,摒弃一切杂念。”孔达达能够聚精会神,凝聚内力于笔端,倾注于浓墨之中,这是数十年积累的体现。
清代周星莲提出了榜书墨法美的标准是“浓而活”“笔墨淋漓”。
孔达达又言“书法能让我安静下来。”正是因为这种“静”,让饱含于笔端的厚墨如同静水流深般印刻在纸上,形成笔墨雍容而安静简穆的气势。而榜书的墨韵之美也正在于此,所谓“沉着痛快,燥润相间,浓活淡华;燥而不枯,浓而不滞,淡而不薄。”这是历代榜书典范的准则,也是孔达达一如既往地践行的准则。
1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,1979 年版,第508页
2康有为,《广艺舟双楫·榜书第二十四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9年8月,第170页。
3梁披云,《中国书法大辞典》,香港: 香港书谱出版社,1987年。
4康有为,《广艺舟双楫·榜书第二十四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,2019年8月,第170页。
5胡朝霞,《榜书之美》,《书法》,2017.08
文/梁志钦(新快报特刊编辑部副主任、
华南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、
广州市美协理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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